三部委一周连推三明医改，高层决策+一线秘辛揭示遥遥领先规律
编者按
梁嘉琳
“健康国策2050”学术平台创办人、总编辑
健康中国研究中心（政府类智库）
理事、研究员
“三明医改十周年”长篇思维导图设计者
《推广三明医改，不为控费，为保健康》
万字长文作者
截至5月28日，随着国家药监局局长李利赴三明调研，在短短一个星期内，“三医”部委均已推广三明模式，释放了强烈的医改信号（依照时间倒叙）：
5月27—28日，国家药监局局长李利强调：药品监管部门要认真学习借鉴三明医改经验，强化改革创新意识，继续完善药品全生命周期监管，为医改贡献更多药监力量。要加强医疗机构药械质量安全监管，督促医疗机构健全完善质量管理体系，确保药械使用环节安全。要持续优化药品供给，推动仿制药质量不断提升，加快新药好药上市步伐。要坚持对集采中选企业全覆盖检查、集采中选产品全覆盖抽检，严防严管严控安全风险。要进一步加强药品监管体系能力建设，提升药品监管效能，促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
5月24日，国家医保局公布《关于进一步推广三明医改经验持续推动医保工作创新发展的通知》，是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在已公开的文件当中，首份在全国医保体系统复制推广三明医改的专题文件。针对外界“医保局孤军奋战推改革，与卫健委、医院协同性差”的质疑，国家医保局大大方方亮明态度，要求各级医保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最高领导人重要指示，因地制宜，加大医保改革力度，不断完善政策、强化管理、优化服务，在持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的同时，有力促进“三医”协同与改革发展，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请点击本文字，了解文件全文与独家解读）
5月23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主题为“推广福建三明医改经验”。通过发布人选择，着力破解外界对于“三明医改复制推广难”的顾虑与偏见（请点击本文字，了解会议实录与独家解读），涵盖：
中央部委：国家卫生健康委体制改革司副司长薛海宁（分管医改督导评价）；
省内推广（从三明市到福建省）：福建省卫生健康委主任杨闽红；
省际推广（东部地区）：江苏省盐城市人民政府市长张明康；
省际推广（中部地区）：湖北省宜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徐伟营（虽然分管副市长为张琼，但破格由市委常委、副市长出席）；
省际推广（西部地区）：贵州省遵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明岩。
笔者认为，随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这一里程碑式大会即将召开，“全面深化改革”总号角即将吹响。在民生保障领域，在过去10年内，三明医改遥遥领先，是全面深化新时期医改的最佳样板，诸多全国首创经验如今已应用到全国医改的大浪潮中。（请点击本文字，阅读解读三明医改高层决策、前沿趋势的万字长文）：
在卫生改革方面：三明市在全国最早实施无效“神药”的辅助用药重点监控、高风险医生约束；在全国最早实施“腾笼换鸟”，将反腐与招采省下来的钱，一部分用于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在全国最早实施县乡村一体化的总医院改革（是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的前身）；
在医保改革方面：三明市在全国最早成立医保局（是国家医保局的前身）；在全国最早实施针对“带金”销售药品的“二次议价”“两票制”限价；
在反腐政策方面：三明市全国最早在医院开设廉政账户，鼓励医生缴纳回扣；
在其他配套改革方面：三明市在全国最早实施面向公立医院“关键少数”“关键岗位”的绩效考核改革，在全国最早实施公立医院“全员目标年薪制、年薪绩效工分制”的薪酬改革。
2024年，恰逢新医改实施15周年。在陕西神木（“免费医疗”）、江苏宿迁（“基层医疗市场化”）等医改明星城市熄火蒙尘之后，在部分地区的医改典型市县转为低调之后，三明医改之所以能一直屹立不倒，且不断推陈出新，本质上，是深入贯彻落实了最高领导人早在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到的“敢为人先”四个字。
在国家财政部、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等中央部委的支持下，在历任福建省委书记、三明市委书记支持下，在时任市委常委、副市长詹积富奠基下，在现任副市长张元明团队推动下，三明医改团队既带着一股偏远山区、革命老区、老工业基地人、“一无所有、一往无前”的闯劲与莽气，又带着一股基于世界银行资助医改示范区、“要做就做全国第一”的韧劲与傲气，更带着一股东南地区熟人文化既有的政治嗅觉与商业思维、“干一行、会一行”的巧劲与匠气，助推中国医改淌过沼泽地、赶潮滩等深水区，乃至推向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的战略无人区：
2012—2014年（反腐败阶段）：当全国还沉浸在大中小医疗机构“院区/设备扩张”、医药企业卖货到“基层蓝海市场”，三明市已经开始烈士断腕、割骨疗毒，以短期改革的医药、医疗阵痛，换来长期的风清气正；以存量改革的反腐整治，换来增量改革的医疗质量；
2015—2017年（促医疗阶段）：当全国还纠结于医改究竟要追求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大部制改革究竟要走向“大健康部”还是“大社保部”，三明市已经放弃无谓的主义之争，开始对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实施精细化、定量化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关键人”绩效考核改革、全体医务人员薪酬制度改革，虽然一度走过短暂的“大锅饭”“过度医疗”弯路，但三明医改人没有退缩，以年为单位开展干部考核、以月为单位出台重磅政策、以周为单位修正操作细则，最终平稳度过了第二阶段，超前全国15年以上实现了医改“三回归”目标——公立医疗机构回归公益性质，医生回归看病角色，药品回归治病功能；
2018年至今（保健康阶段）：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时隔20年隆重召开，最高领导人要求“健康中国”建设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型到“以健康为中心”，《“健康国策2030”规划纲要》中央文件颁发，为今后20年“健康中国”战略擘画蓝图。在认真学领会中央精神、结合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详细论证之后，三明决心在县域建设健康管护组织（医防融合的县域医共体升级版），并且在十多个市级委办局树立健康优先的政策导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构建新时代全民健康保障体系。
令人深思的是，当三明医改3.0版（保健康阶段）已经形成一系列制度性成果（比如：县域内医疗服务与健康管理深度融合、医务人员接受健康导向考核并领薪、医保基金结余保障健康服务），全国其他地区的医改仍有差距，三明医改复制推广使命任重道远。
值此“三医”部委一周内密集推广三明医改之际，本编辑部重新刊发《南方都市报》对三明医改的制度史记录。让我们通过洞察三明医改的一线改革秘辛、高层决策逻辑，可以用国家健康治理模型助推各地医改纵深推进，进一步完善治理架构、优化治理机制、丰富治理工具箱、顺应治理周期律，最终达致全面深化医改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
标题
三部委一周连推三明医改，
高层决策+一线秘辛揭示遥遥领先规律
原标题
三明医改始末：
一个地级市的自救如何上升为国家战略
来源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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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2011年，福建省三明市委和市政府决定启动医改。
十几个部门的中坚人员聚在一起，他们清楚地知道问题和痛点，沿着问题捋顺政府责任和医院定位，打断药品耗材的链条，提高医生阳光收入。但也因此，这个看似“不复杂”的医改遭到各方压力、几近夭折。
不过，在三明市委市政府进京汇报之后，三明医改的道路越走越宽。2016年—2017年，中央深改组先后三次听取并肯定三明医改经验。2019年中央深改委第9次会议，再次强调要总结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多方护航下，这个山区小城趟出的道路正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场“自救”：不改革就崩盘
了解三明医改的人都说，“这是一场倒逼的改革”。
三明是座老工业城市，被福建中北部的群山挤在中间。2010年，当地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收不抵支，缺口高达1.4亿，次年，亏损扩大到2亿以上，占财政收入的14.42%，这已超过一个地级市能承受的极限，财政无力负担，若不改革就是崩盘。
早在1997年，中国就启动了医疗改革，但改革未能触及根本，各地的医保基金也在无形中消耗。这段时间的中国出现一种悖论：经济迅速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却看不起病。
2009年，中国启动新一轮医改，有了前车之鉴，很多地方不敢尝试，医改试点只能“点名落实”。不属于第一批17个试点城市的三明，原本只需跟着全国的改革步伐一起走，等着试点城市有了经验再做选择。
三明医改团队接到市委主要领导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减少亏损5000万元”。可究竟要怎么改，谁也不清楚。
2012年春节假期后不久，三明市发改委、卫生局、人社局、财政局等16个部门的分管领导和科长聚在一起，召开第一次医改动员会，要求每个单位挨个发言。会议现场有的领导念了材料，有的由对应科长发言。
现任三明市卫健委副主任的于修芹也参加了那场会议。当时，他是医政科科长，管的就是医院运行、医疗质量与安全。于修芹记得，自己讲了药价虚高、药品回扣，老百姓对看病贵意见很大等问题。
会议明确了初步改革方向：医改要做到“三个回归”：
公立机构回归到公益性质；
医生回归到看病角色；
药品回归到治病功能。
一招扭转医保基金亏损局面
其实，三明此前也尝试过自救。2011年，在市财政局社保科工作的徐志銮和同事核对报表，发现医保金收不抵支存在危险。他们分析认为，个人账户55%的划入比例偏高，应加大统筹基金划入比例，以此避免基金枯竭。
结果政策发出后全市骂声一片，公众普遍觉得个人利益受损。三明市政府没有围墙也没有警卫，徐志銮记得，当时有人直接冲到办公室，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要求改回去。
除了公众的反对声，更重要的是，这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医保金亏损。现在看来，于修芹的发言确实点出了医疗体制存在的真实问题。或许也是因此，于修芹被时任卫生局局长安排加入到医改团队。
减损5000万元的任务交给了卫生局，局长让于修芹出方案。“我说那很简单，”他把22家公立医院院长叫到一起开会，“市政府给我们一个任务，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分呢？”最后各家医院按2011年的业务收入分摊解决，这是以往解决这类问题的惯例——然而，这个方案被打回去了，“太简单了，不能这样改”。
与之相对，三明医改团队达成共识：医保基金的过度消耗与药价虚高有很大关系，要把第一枪打向了“万能神药”。
所谓“万能神药”，大多是营养性、辅助性用药，这些药价格不低，回扣空间也大。为了遏制“神药”的滥用，2012年3月，由于修芹等人制定的药品重点监控目录推出，第一批共129种药品被纳入监控范围，多是单月使用量超过30万元的品种。
制定目录后，配套规定很快出台。周显葆介绍，重点药品监控后要求，医院使用这些药品必须实名登记，主管部门会组织专家分析，如果用量过大或用药不合理，就要对医院批评教育并扣除医生奖金。
目录制定者们也没想到，这招一针见血。4月20日，监控目录落地，当月药品支出下降1673.03万元，这相当于三明全市用药金额的四分之一，若按全年计算，光这一招节省下来的药费几乎可以扭转医保基金亏损的局面。
“我们也没敢想会达到这样的效果，这说明有监管和没监管差别大了。”于修芹分析，“我们只要有监管，医生用药也很谨慎，被盯上就不敢用了。”
阻力初现，限价采购夭折
医改的一大关键，就是让政府缺失的责任归位。但当务之急，是先挤出药品水分，除了打击神药还要压下其他药品的虚高价格。在监控目录落地的同时，另一项的计划继续跟进。
此前，药品采购由医院自主进行，后来权限收到省一级政府。但省一级政府集中采购，药价依然偏高。三明医改团队想到，应在政府招标的基础上，与厂家二次谈判，他称之为“限价采购”。
但在当时药品招标权限并未下放，为了不逾越政策，他们把二次谈判的范围限制在原有的招标目录中。围绕谈判品种，从各家医院抽调的十几名专家在市政府六楼会议室争论、筛选了两个通宵，最后圈定2000多个品规的药品。
一个无奈的细节是，尽管在会前就收掉了每个人的手机，还请来纪委现场监督，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不出意外，“限价采购”首次尝试很快叫停。有人感慨：“这说明利益集团已经渗透到我们内部来了。”
早年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医院很大一部分收入来自药品进销差价，这是医院赖以生存的关键，也是以药养医的开始；而限价采购、打击药价，医院、药企的利益收入都会大打折扣。但对患者来说，药价水平则是真金白银的负担，以药养医模式下衍生的过度用药还会造成身体损害。
徐志銮说，时任市领导很爱用灯盏花素举例子。以前每到秋季，很多老人就去医院排队疏通血管，灯盏花素是很常用的“神药”。当时三明几家医院主要用两家企业三种规格的灯盏花素，进价从几块到几十块不等。而从销售情况来看，更贵的两种灯盏花素更受“欢迎”。
兜揣秒表，卧底医院
十八大以后，反腐频频登上热搜。三明也迅速启动医药领域的反腐。错误的制度设计导致医院和医生走上以赚钱为中心的逐利之路。在打击腐败的同时，医改团队开设廉政账户，鼓励医生缴纳回扣。
但在打击药价的同时，医院和医生的收入也受到影响，三明22家公立医院出现了15%的亏损。“改革肯定要考虑以后怎么提高医生待遇。”年初的那次动员会也谈及了这个问题，解决办法是合理提高服务价格，以优化医院收入结构，提高医务人员收入，把灰色收入变为阳光收入。归根结底，是让医生不再靠卖药生活。
关键是，怎么调？包括物价部门在内，各个部门负责人都在摇头。最后，时任市财政局社保科科长徐志銮被点名，承担这个任务。
调价首先要科学衡量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成本，这是一个难题。当时四十多岁的徐志銮，家里也压力很大，父母正在轮流生病住院。带家人看病成了他“卧底”医院调查的机会。
作为“患者家属”，徐志銮晚上和周末基本都泡在医院和医生护士聊天，问他们工资多少，绩效怎么核算。蹲点也让他了解到，其实有灰色收入的医生只是少数，95%的医护人员只有微薄的工资。这更体现了提高医疗服务价格的必要性。
为了确定医生的工作量，他和同事经常揣着秒表到门诊部，站在诊室门口数患者数量和就诊时间。
他们还对医院做了资产调查：把各个科室各个项目的资产构成、收入构成、诊查费标准等逐层剥离出来。经过近一年的摸底调查和测算，医改团队拿到了丰富的真实数据，原始表格堆在地上跟茶几差不多高。据此，他们给出了调价方案。
调价就是鬼门关
调价的逻辑其实非常简单——腾笼换鸟，取消“药品加成”，把药费收入置换为医疗服务收入。对患者来说，总体负担维持不变。
但在实践中，这又十分敏感。医疗服务价格多年未动，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数字，各地都不敢开第一枪。有地方调整医疗服务费用一度引发患者抗议，政策出街次日便宣告作废。时任福建省委书记尤权后来把三明医改调价形容为“鬼门关”。
2012年底，医改团队根据业内公认的标准（主任医师工资应该在社会平均工资的3—5倍），倒推出主任医师的门诊挂号费要从7.5元涨至60元。为了避免大幅调价增加公众负担引起反感，他们决定分步调整医疗服务费用。
调价工作原计划从2013年1月1日执行，但到2012年末，徐志銮母亲的病情迅速恶化，调价前的最后测算交接给他人完成。老人在2013年1月1日去世，2月1日，三明首次上调医疗服务项目价格，80项医疗服务挂号费从7.5元上调至25元。
伴随调价落地的，还有一项关键改革：从院长开始，到各级医护人员相继开展年薪制改革，提高了他们的收入，也进一步降低医院对“挣钱”的需求。
“当时我不理解这个理念，现在回过头来看，制度理念很简单，政府管院长，院长管医生。”周显葆说，政府建立考核体系，院长把任务分解到各个岗位，带领团队落实，最后根据考核情况核发薪水。
改革还在继续，下一步是打通医保系统。当时，人社部门管理城镇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卫生部门管理新农合。业内早有打破碎片化的呼声，但从中央到地方都难以达成共识，就医疗保险由人社部门管还是卫生部门管打起了拉锯战。
但这也是必须要走出的一步。合并医保管理系统涉及基金运行效率，更重要的是，医保管理者应当是参保人的代言人，帮参保人谈判议价，达成任何一个个体所不能达成的目标。而这就需要一个统一的医保管理机构。
由于当时全国尚无地方成立医保局，当时的卫计委、人社部都不同意在对方下面设立新部门，三明市找到折中的办法——把医保暂时交给财政部门管理。“直接把钱交给管钱的机构，这种操作回避了利益纠葛。”时任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春晓评价。
2013年6月，三明整合全市24个医保经办机构，组建三明市医疗保障基金管理中心，挂靠财政局。徐志銮成为新机构的负责人，“我一个科长，一下子管几百号人，压力是非常大的。”
他们重新捋顺医保管理体系，扁平化管理，按照报销、稽核、支付等设置流水线式的管理制度。此后数年，跟医保有关的政策均由新成立的医保中心研究提出，再交由财政局签发。
“一定要顶住方方面面压力”
改革过程中，三明医改团队在办公室里挂出一幅标语：改革是一场革命，改的是体制机制，动的是既得利益，不真刀真枪干是不行的。
改革的风险和阻力贯穿三明医改全程，“三明医生都跑了”“三明无药可用”“三明没有好药用了”的流言几次出现，关于医改团队成员的举报信也是不断。
随着改革动作越来越大，三明医改的政策和数据引起上级关注。2013年夏天，福建省提出学习三明医改经验，但下半年情况陡变。面对钱从哪来、无药可用、数据造假的质疑，2013年底，福建省派出两个调查组赴三明，一个审查医改数据，一个审查医疗质量。
经历过那次审查的人回忆，在新成立的医保中心，检查组分成药品、政策、财务、征缴四个小组逐一审查。“这么低价的药能用吗？”“效益真是通过改革得来？”
面对暴风骤雨的追问，医改团队成员一度陷入困顿，烟点了一根又一根。“吸烟肯定不好，我们那几年实在没辙了，你要考虑这些问题，想不通的时候要抽烟，做政策的时候要抽烟，”徐志銮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笑着说，“我们团队每个人都是烟鬼。”
还有时任福建省政府领导（后来已经因腐败落马）传话过来：何苦得罪那么多厂长，何苦得罪那么多院长，何苦得罪那么多大牌专家，何苦得罪那么多医药代表？
回忆起这段经历，亲历三明医改的人都强调，时任市委书记、市长的支持很关键。在市委市政府的充分授权下，与医药、人社和卫生等有关的职能部门均交由同一名副市长分管。
三明很多关键改革文件都是在他们的支持下出台的。三明医改初期曾出过100多个文件，其中不少都没有上到市委常委会和政府常务会讨论。医改专业性很强，涉及的政府部门间也存在利益博弈，有人开玩笑，如果上会讨论，“5页就剩下3页，前面指导思想，后面组织保障，中间全砍光了”。
时任市委书记邓本元卧病后，也仍然放心不下三明医改，叮嘱道：改革绝对正确，一定要顶住方方面面压力，站在改革的进程上，要有快有慢，要懂得迂回，要懂得策略......
如果按材料读就完蛋了
就在改革者们陷入困境时，转机出现了。事实上，三明医改一直受到财政系统的关注。时任福建省财政厅社保处处长的余增长多次将三明改革情况汇报到财政部社会保障司。
三明市的举措和数据也引起了财政部的兴趣。2013年8月，时任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来福建调研，专门给邓本元打电话，请他到福州介绍医改情况。紧接着的9月，财政部又派调研组到三明，并形成医改专题调研报告。
在这份后来对外公开的报告中，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评价，三明医改令老百姓、医疗机构、政府三方满意：人均出院费用下降，门诊费用持平，医务人员收入增长，医保基金扭亏为盈。但由于部分改革措施是三明市“单兵突进”，导致其陷入“改革孤岛”。报告建议，三明模式值得总结推广，尽快纳入国家试点。
这份报告也在年底登上《财政简报》送至各地和有关部门。据媒体报道，就在简报签发前后，国务院举行医改有关会议，社保司副司长参会前打印了6份第40期的《财政简报》，在会上呈送给国务院领导，国务院领导对其作出批示。
自此，三明医改进入中央视野。2014年1月30日，大年三十，三明医改团队接到那通来自北京的电话，第一次走进中央，一同参加会议的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院长和教授，都是医改领域的专家。会议时间很紧张，前边发言的专家用了不少时间，后边发言的专家基本都控制在5~10分钟左右，很快轮到三明方面。
整个三明医改团队有个习惯，发言从来不看稿子，“因为是我们自己做的”。这引起时任分管医疗卫生的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注意。一问一答间，他一人就汇报了三四十分钟。
冬天的北京天黑的很快，会后时任刘延东直接找来，让回福建后向书记汇报，“我过几天就到你那边”。不料，还没回到三明，省里就来了通知，刘延东副总理要来三明考察。
讲话稿可以定了
2014年2月18日，刘延东抵达福建。改革者们回顾这段经历时都说，这次调研给他们吃了定心丸。但在当时，他们还要经历考验。
困顿多年的医改突然有了新突破，换谁都要打个问号。知情人士透露，这次调研就是要考察呈报材料的真实性，因此，刘延东到福建的讲话稿一直都没有定调。
于修芹和周显葆记得，调研组并不按照他们提供的路线走，而是随机抽点去看。他俩跑在前边踩点，却发现调研组去了别的地点。考察最后一天，调研组要求去沙县医院考察，这家医院本不在行程上，院长还在外边办事赶紧跑回来汇报工作。
当天，随行的工作人员终于明确，讲话稿可以定了。新华社刊发的通稿显示，刘延东肯定了福建省医改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并强调，要扎实推进公立医院改革，牢牢把握公益性方向。
此后，医改之路顺利很多。下半年，三明医改团队被请到财政部汇报，上午给楼继伟讲，下午给副部长余蔚平讲。从9点到12点，楼继伟几乎没有打断，这么长时间的汇报打破了财政部的惯例——通常不会超过15分钟。此后，楼继伟和时任卫计委主任李斌给中央写信，建议推广三明经验。
2016年2月17日至18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来到三明考察，并充分肯定了三明医改的成效。他送来一副题字，上面写着“敢为人先”。
也有人关注到，这次考察亦有深意，北京来的教授顾不上吃饭，一直在核算数据......后来被外界所知的是，在2月23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一次会议上，福建省三明市作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情况汇报。
再接下来，2017年深改组第三十三次会议又一次谈及三明医改：现在看，三明医改方向是正确的、成效是明显的，要注意推广。
“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建立纠偏机制很重要”
有了中央的“保驾护航”，三明医改顺利许多，但改革者们没有放松。
医改团队每个人从不关手机，他们都知道，随时会被召集开会讨论，会后立即起草相关文件。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成了市政府二楼某间会议室的常客，晚上和周末也经常开会。
“因为有很多工作要做，改革前期几天就出一个文件，到后期以后出文件就相对比较慢了。”周显葆回忆。
2015年，三明医改团队跟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韩启德院士讨论到医疗总费用增长的问题。医保虽然要控费，但没有合理的增长也会制约医院发展，业内认为，这个数字应该控制在10%以内。当时，三明的增长率下降到2.5%。
从北京回到三明当晚，三明市确定第二次医疗服务调价，诊疗费由上一次的25元上调至48元。
整个团队运转迅速，同时也有很好的纠偏机制。有的文件发出后，第二天或第三天又废止了。周显葆介绍，每个文件发出后，他们都会综合分析效果，如果不合适马上调整。“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建立纠偏机制很重要。所以三明医改能多次摸石头过河，能形成成熟的经验做法。”周显葆说。
为了跟上医改的步伐，团队成员也在补课。徐志銮常说，自己47岁才开始学医学药。财务出身的他从未接触过医药专业，为了了解医改涉及的每种神药，他买了本药理学，每次会后对着笔记查资料。
2016年中，按照福建省委省政府要求，福建省将成立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决定把三明医改的经验复制到全省。在此前夕，三明市率先一步成立医疗保障局。从“中心”到“局”，医保系统有了独立了行政机构，可以单独出台改革文件。这也是未来将要成立的国家医保局原型。
以健康为中心
2016年8月召开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对三明来说，经历了“治混乱、堵浪费”，“建章程、立制度”，又捋顺了政府责任、机制体制等，此时正需要转入“治未病、大健康”阶段。
传统意义上，预防医学管防病，临床医学管治病，医防融合的难点就在于打通二者的边界。“医院都没人来了，医院是不是要关门了？”
有了前面的成功，三明做出更大胆的尝试：把每个县的村卫生所、社区卫生站、乡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县医院、县中医院等整合成一家“总医院”，下级医院的人财物统一交由总医院院长调配。以此明确谁来负责老百姓的健康——这些机构被称为“健康管护组织”，负责辖区内所有人口的健康。
三明每个受访的医护人员谈到这项改革都会说，现在上下级医院是“一家人”的关系，这打破了优质医疗资源聚集在上级医院、患者也喜欢往三甲医院跑的局面。
为了提高医院从事预防的积极性，按照测算结果，每年医保把资金打包给每家总医院，结余的钱不再收回医保，而是留给医院用于工资和发展等。而结余资金的最好办法，就是帮公众做好预防工作，减少看病支出。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高总医院的竞争性、避免吃大锅饭，群众可以选择自己的健康管护组织。患者在其他医院看病的费用，也要由所在的总医院负责，这种情况下，每家医院都有了提高服务质量、提高医疗质量的压力。而政府要做的，就是监督、考核总医院的健康管护效果。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疾控系统改革备受关注。2019年末，三明市更进一步，在总医院设立“医防融合办公室”，纳入各级疾控中心。这打破了医院和疾控的壁垒，让这两类机构共同完成慢病管理、流行病学调查、健康知识普及、医务人员培训、医养结合等工作。
据介绍，各级疾控中心也会派驻专员到医院公卫科办公，需要帮助和互动时，可以马上联络。而在以前，这并不容易。
“以前是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三明市第一医院公卫科主任郭华表示，改革以后，疾控中心会定期为医院提供传染病数据，也会帮助医院检测各种疾病的发病率和控制率的权威报告。这可以帮助医院判断，当前哪些疾病需要加大关注力度，哪些慢病管理中的危险因素需要提前介入干预。
“医疗领域的改革任务
还是任重道远”
2018年2月28日，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加强和优化政府在社会保障、教育文化、法律服务、卫生健康、医疗保障等方面的职能，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半个多月后召开的全国两会公布正式方案，其中包括组建国家医疗保障局，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前者的成立正是源自三明的探索。
为了在全国推广三明经验，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两次调研并出席医改推进现场会。国家医保局成立后也动作频频，通过集中带量采购，让多种常见药品和耗材价格大降。
（本文仅代表发言专家个人观点，与其所供职单位或“健康国策2050”官方立场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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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礼党代会“追寻理想中国”第一期《健康治理新作/名家见面会》：三明医改重要推动者詹积富主任、中国卫生法学会副会长申卫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与国家卫健委卢春山巡视员合著）
献礼党代会“追寻理想中国”第二期《推进“健康共同富裕”，破解“健康不平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冯文猛（共同富裕解读）、中国劳科院医保研究室主任王宗凡（多层次医疗保障：有序衔接机制）、中国社区卫生协会分会主委杜兆辉（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
献礼党代会“追寻理想中国”第三期《科普专家/患者组织建言专病防控政策体系》：国家健康科普专家支修益（癌症）、罕见病患者组织发展网络黄如方（罕见病）、上海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督导专家费超（认知障碍）
献礼全国两会“追寻理想中国”第四期《机构改革落子“健康中国”：“三医”并立：前瞻与对策》：原国务院医改办监察专员赖诗卿、原省级卫生厅处长孟立联、国际医疗/社保体系专家邵晓军、“一体化监管”专家梁嘉琳
献礼全国两会“追寻理想中国”第五期《国家科技部/知识产权局/大数据局/乡村振兴局改革：对健康科技/数据/资金的影响》：国内最大临床转化机构前领导朱同玉、国家卫健委数据治理专家曹艳林、农工党中央健康扶贫专家周峰、“三流合一”治理专家梁嘉琳
献礼全国两会“追寻理想中国”第六期《老龄事业统筹：从卫健委到民政部的影响》：全国政协常委阮诗玮（养老服务）、养老金融50人论坛成员胡继晔（养老金融）、国家老龄研究基地副院长杨一帆（养老监管）
“追寻理想中国”第七期《2023-2024卫生/医保政策：展望与对策》：王宗凡主任（个人账户改革与门诊统筹解读）、高雪主任（耗材与IVD集采解读）、刘晓云主任（中央医疗卫生体系文件解读）、王仲（中央全科/专科医疗文件解读）、娄宇（医保立法与执法解读）
新“学术战疫”第一期：破解新冠就医用药难：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委迟春花（基层医疗卫生体系韧性）、浙江省医药行业协会原会长郭泰鸿（新冠物资应急储备）、南方医科大学卫生管理系主任张屹立（新冠疫情省份“脆弱度”排名）
新“学术战疫”第二期：医疗韧性与药品可负担：江苏基层卫生协会书记夏迎秋（基层医疗机构韧性）、同济医学院卫管学院副院长陶红兵（医疗体系整合）、天津大学药学院副院长吴晶（新冠药物定价）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一期：启动仪式&专题讲座：医疗管理学大家刘庭芳、卫生法学大家王晨光、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韩布新、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石琦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二期：疾控体系改革：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前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流行病学大家曾光（已通过有关中央媒体向中央呈送内部参考材料）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三期：卫生应急管理：曾三次给中央政治局讲课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应急管理大家薛澜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四期：医药创新：中国药促会会长宋瑞霖、国家药监局专家库成员宋华琳、国家药审中心原首席科学家王刚（已通过有关中央媒体向中央呈送内部参考材料）
“学术战疫”高端研讨会第五期：小微企业、普通市民/患者保障：广东卫生厅原巡视员廖新波、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员袁伟、杭州“城市大脑”首席技术官申永生
“健康智荟”高端圆桌会第一期《中央《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解读》：国家医保局咨询专家、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何文炯
“健康智荟”高端圆桌会第二期《“新基建”背景下的未来医疗健康产业》：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及《新型健康服务业监管模式创新》《互联网医疗示范项目指标体系》两项重大课题（阶段性）研究成果的首发式
“学术战疫”国际研讨会第一期（疫情防控篇）：流行病学大家曾光、美国UCLA公卫学院副院长张作风、英国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德国德中卫生健康管理协会中国主任徐洪波
“学术战疫”国际研讨会第二期（社会保障篇）：中国社科院陈秋霖主任、美国医保中心蔡立明博士、英国国王大学杨维教授、德国医保专家邵晓军博士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一期《医保、医院、医生：如何跳出“猫鼠游戏”》：徐毓才（卫健管理）、蔡海清（医保管理）、邹新春（医院管理）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二期《医疗、医保、医药：患者参与和权益保护》：段涛院长（公立医院患者委员会/患者体验部）、瞿晓颖主任（外资医疗机构患者服务）、王立新秘书长（大型患者组织）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三期《医改重点：“保大病”“保小病”还是“保预防”》：顾雪非主任（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双料”咨询专家）、康韦女士（原研药行业协会RDPAC执行总裁）、徐华锋先生（中国保健协会副理事长）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四期《支持社会办医政策如何全面落地？》：赵淳会长（中国社会办医领域协会领导）、廖志仁会长（大型三甲民营医院创办人）、周萍教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医院管理教研室副主任）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五期《如何保护医疗数据安全、患者个人隐私？》：俞思伟主任（医疗卫生信息化专家）、叶荔姗主任（试点城市数据管理专家）、宁宣凤律师（数据安全法律专家）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六期《反商业贿赂，国家医保局医药招采信用评价解读》：王宏志专家（国家医保局课题负责人）、姚洪副秘书长（协会分管医疗健康信用工作领导）、范可律师（药品招采法律专家）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七期《后疫情时期：如何扶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苗艳青研究员（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双料”专家）、尹朝霞主任（深圳“罗湖医改”基层医疗重要贡献者）、李杰（基层诊所产业专家、信息化专家）
国内首档健康政策公益宣讲《健康三人行》第八期《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将健康融入城乡治理》：孔灵芝女士（原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卢永研究员（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王兰教授（同济大学健康城市实验室）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一期《国家医保局生物制品带量采购前瞻》：张斌院长（武汉医保局胰岛素带量采购试点）、朱斐秘书长（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抗体制剂带量采购）、洪飞先生（患者组织淋巴瘤之家创始人）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二期《从医联体到健共体：医疗/医保政策如何协同？》：国家卫健委医共体指导专家林枫教授（部委专家）、浙江玉环人民医院健共体集团院长董寅（医院集团）、健共体（南平）互联网医院院长宋斌（数字健共体）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三期《全人全程的全科医学服务展望》：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袁蓓蓓教授（部委专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联合工作委员会主席杜兆辉医生（全科管理者）、北京儿童医院童缘网负责人苏小虎（儿科全科服务平台）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四期《医疗“好差评”模式：医院/医师信用评价与监管》：汪剑锋（福建医保局稽查处副处长）、刘日记（苏州卫健委综合监督处处长）、史岩（中国非公立医疗机构协会评价部副主任）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五期《民法典对患者、医院医生、医药行业的影响与对策》：国家卫健委咨询专家郑雪倩（医事法）与刘炫麟（医药法）、公益律师韩晓晨（患者服务）
“价值医疗”在中国公益课程第六期《医药/医疗反垄断政策前瞻》：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委成员孟雁北（政策解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焦海涛（反垄断法分析）、律师万江（反垄断案例分析）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一期《医药代表合规转型》：上海药监局原局长唐民皓（政策解读）、彭天曜律师（合规指引）、张廷杰总监（准入策略）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二期《医疗/医药反腐动向》：国家卫健委咨询专家王岳（政策解读）、资深医药准入专家点苍鹤（药企策略）、孙超律师（合规指引）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三期《健康政策半年展望会》：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毓辉（健康产业政策）、国家发改委咨询专家宋新（数字健康政策）、国家医保局咨询专家姚岚（医保商保政策）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四期《DRG除外支付》：国家医改云南玉溪DRG项目专家刘芷辰（DRG政策）、“村夫日记”创始人赵衡（DRG对商保与药企影响）、资深政务副总裁陈炳澍（企业DRG实操）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五期《公立/民营医院亏损治理》：湖北省医改办原副主任阮小明（新冠疫情对医院影响）、国家卫健委财务会计专家刘宏伟（公立医院亏损建言）、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领导余小宝院长（民营医院亏损建言）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六期《医保按疗效（健康效果）付费》：国家卫健委卫生技术评估重点实验室主任陈英耀（上海医保局试点）、美国佐治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陈茁（美国欧盟案例）、徐州医保局待遇医药处处长杨义森（医保配套法规政策）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七期《中成药集采：政策解读与应对策略》：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谢雁鸣（价值评估与真实世界研究）、“风云药谈”创始人张廷杰（集采竞标：准入路径与报价策略）、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政策体系：打破三大惯例，洞察五大趋势）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八期《惠民保：政企关系与多层次保障》：国家卫健委/医保局咨询专家朱铭来（价值评估模型）、成都市医保局医疗保险处副处长廖凌（“惠蓉保”）、某商保公司部门副总严霄（“共保体”设计）、镁信健康前高管蔡卓（创新药准入）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九期《创新药放弃医保创新高：标内/标外、院内/院外哪个香？》：国家医保局咨询专家宣建伟（中美对比与价值评估）、上海医保局咨询专家（医保药品落地机制）、准入培训专家徐川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期《打击欺诈骗保：政策动向与操作规程》：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信用评价专家龚忆莼（过度医疗判定）、国家医保局医保法规咨询专家张卿（欺诈骗保判定）、国家有关部委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医保飞行检查常见争议与对策）、国家卫健委医疗服务价格项目规范专家张群（医院医保质量管理）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一期《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动向与对策》：国家医保局DRG/DIP政策咨询专家杨燕绥（为健康付费与健康绩效评估），国家医保局信息业务编码标准化专家指导组组长（医药/医疗类编码进展），国家医保局DRG付费技术指导组临床论证组组长郭默宁（DRG临床质量管理），国家有关部委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支付+”创新医保政策，支付方式改革六大动向）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二期《医学指南/共识：医政管理变局与对策》：原卫生部医政司司长于宗河（专家共识—医学指南—国家诊疗规范：行政监管逻辑）、中国临床实践指南联盟联合发起人、《实用内科学》主编王吉耀（医学指南制定：方法学前置性审查与“推荐意见”合理性评价）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三期《六部委试点城市医疗集团：动向与对策》：国家卫健委县域医共体咨询专家林枫教授（镇江模式与分级诊疗）、国家医保局DRG/DIP咨询专家何继明教授（支付方式改革与三医联动）、深圳卫健委陈瑶博士（深圳罗湖模式）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四期《医保个人账户改革/门诊统筹：动向与对策》：国家医保局政策咨询专家王超群、法律咨询专家娄宇、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连锁药店专家黄修祥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五期《药品招采“二次议价”卷土重来：是非与利弊》：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咨询专家房志武、医药产业大V涂宏钢（Dr.2）、商业贿赂案件资深律师左玉茹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六期《北京长峰医院大火：卫生综合监管与防灾须知》：北京城市规划院马良伟老院长、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杨海宇副总建筑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吴健院长、社会办医专家张苏华所长
健康治理系列第十七期《五部委打击骗保，医保/医院/药企应对策略》：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飞行检查”专家任克华、国家医保DRG临床论证专家冷家骅、湖北医保局政策法规咨询专家于长永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八期《2023医保国谈:前瞻与对策》：知名药物经济学家胡善联、RDPAC高级总监李京帅、“风云药谈”创始人张廷杰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十九期《2023医保飞行检查：重大变化与院企对策》：某省医保系统基金监管专家王昊昀、某省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处二级调研员周鹏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陶剑虹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二十期《医疗/医药反腐整治：医院/药企如何研判/应对？》：公立/民营医疗机构主委级专家宋冬雷、世界50强药企前高管丁利华、原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相关课题组负责人梁嘉琳
健康治理系列谈第二十一期《反腐之后，如何倡廉：公立医院薪酬绩效改革论辩》：中央推广的“三明医改”卫健委领导周显葆、国家卫健委直属医院运营管理部部长宿小满、知名医院管理咨询机构创始人秦永方、有关部委医疗反腐课题组长梁嘉琳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一期《医疗/医药双轨制的秘密》：原国家食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司长李国庆、江苏卫健委原副主任李少冬、上海卫生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李芬研究员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二期《机构/散户投资人的政策素养》：科技部、工信部生物医药领域评审专家郑玉芬、医疗健康投资50人论坛（H50）2020年度轮值主席杨瑞荣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三期《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动向与对策建议》：海南省原卫生厅长白志勤（省级试点）、陕西省山阳县卫健局原副局长徐毓才（基层视角）、香港教育大学教授和经纬（港台启示）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四期《剖析医保报销堵点：国家医保局大排查》：江西医保局待遇保障处原处长蔡海清（医保政策视角）、安徽蚌埠医保中心原主任秦鹏（医保经办视角）、《医院管理能力探讨》作者诸任之（医疗管理视角）
健康治理十日谈第五期：《医保-医院-药企“三角债”上榜：成因与对策》：中国劳科院原副院长谭中和（“医保-药企直接结算”与医保局考核）、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姚宇(地方医改真实痛点破解)、西交大一附院医疗管理专家左煌（医院运营管理&合规建设）
茗谈书友会第一期《寻找政策与传播“黄金分割点”》：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传播咨询专家梁嘉琳（健康战略传播）、中央网信办咨询专家刘灿国（政策宣传指引）、创新生物制药公关联盟发起人张辉（传播实战经验）
茗谈书友会第二期《中国药品监管史》：北京大学药物政策专家韩晟《中国药品价格监管20年》、政策宣教专家梁嘉琳《市级集采：合理吗？能行吗？管用吗？》、口腔医院院长/国际牙医师学院fellow王聿明《种植牙价格专项治理：医保新政的行业影响与应对》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一期《为乡村医疗卫生能做点什么？》：全科医学主委潘志刚教授（政策解读）、县域健康共同体董寅总院长（区域级一体化管理）、英国伯明翰大学姚弥博士（海外经验）、陕西省汉中市留坝县郭发刚全科医生（基层院长建言）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二期《为医疗/医药反腐能做点什么？》：国家卫健委财务会计咨询专家王洁教授（医院内控体系）、国务院医改秘书长课题组组长梁嘉琳（制度体系与政策工具）、国家医保局基金监管评定优秀医保局王敏科长（医保定点医师/护师/药师/技师管理）、跨国医药企业协会（RDPAC）合规负责人敬礼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三期《中央发布基本养老服务清单：影响与对策》北大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陆杰华、全国养老服务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乃子、中国电子工程设计院副所长韩涵
健康担当与想象力第四期:《国家卫健委推一体化诊疗“专病中心”：问题与对策》清华长庚医院副院长魏来、北大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薛冬、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保研究院专家张立强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一期《罕见病公共政策体系》：国家卫健委罕见病诊疗与保障专家委顾问李定国（罕见病监管史）、国家人社部/中国银保监会咨询专家郑秉文（罕见病创新筹资与支付）、国家药监局咨询专家杨悦（罕见病立法与监管科学）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二期《脊髓损伤患者综合保障》（倡议书首发）：国家重点医院康复专家许涛（诊疗认知）、前中国体操冠军桑兰（国际经验）、公益组织创办人潘美好（国内现状）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三期《保生育健康：“三医”政策能做什么？》：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人口战略）、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荣誉院士程利南（妇幼健康）、宁波洪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王伟院长（“生育友好未来社区”前沿探索）
健康政策助力专病防治第四期《学生心理悲剧多发，构建公平/优质的精神心理服务体系》：同济大学精神卫生中心特聘教授黄智生（互联网与人工智能心理危机干预）、国家卫健委卫生应急处置指导专家程文红（精神心理治疗）、中央文明办等“心理专家讲坛”主讲任苇（重大突发事件心理援助）
梁嘉琳 | 审稿
肖媛丹 | 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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